曾几何时，时代赋予乡村产业的新使命，让广大农民群众单凭手中的锄头，已无法勾勒出“喜看稻菽千重浪”的产业振兴新图景。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的生产理论，深刻阐释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拓展深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注入了新动能。
对于乡村产业来说，新质生产力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来自于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能够为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澎湃动力。挑战，来自于在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困境下，能否为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提供足够支撑。
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各地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不断探索。虽然从结果来看，一些探索还未达到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但从过程来看，一些地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思想观念和抢抓机遇、化解风险的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把握“新”与“旧”
春雷乍响，神州大地万象“耕”新。
在数字引擎的悄无声息中，在智慧农机的轰鸣声里，越来越多的老农人告别了挥汗如雨。新农人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不断在田畴沃野间注入新力量，播下新希望。
在这幅万里“春耕图”里，科技如点睛之笔，点出了春天的生机盎然，也点出了明天的丰收在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让新质生产力给乡村产业不断开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新与旧，素来是一对辩证关系。但新质生产力的“新”，对应的是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等要素的“旧”，而非传统产业的“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两个“旧”，在各地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中的“待遇”截然相反。对于传统落后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不少地方义无反顾选择辞“旧”迎“新”；对于一个个传统特色产业，各地不约而同选择以“新”焕“旧”。
“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考察时，对当地干部的叮嘱。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万亩有机黄花种植基地。
如今，在桑干河畔，“遍地黄花分外香”。在云州区万亩有机黄花基地里，村民个个干劲十足；在现代化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在景色宜人的忘忧大道里，游客们流连忘返。
“萱草忘忧，乐为食之”，黄花菜又名忘忧草。大同种植黄花菜的历史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在明代时大同就有“黄花之乡”的称号。但长期以来，当地人很少将增收致富的希望寄托在黄花菜上。过去，粗放式的传统种植方式，让十年九旱、土地贫瘠的云州区难以承载大面积的黄花菜。
现在，忘忧草已经全然没了“忧虑”。远望云州区万亩有机黄花基地，一道道彩虹绽放在春风里，这是智能水肥一体式节水灌溉系统的“杰作”。再往基地深处走，土壤墒情监测站、农田气象监测站、水质监测控制系统、苗情监测站、视频图像采集仪器……
在云州区唐家堡村，每名菜农的手机上都装着一款智慧农业监测系统APP，各个黄花地块的土壤湿度、气候数据等一目了然。“什么时候该浇水、浇多少水，这款APP都会提醒菜农。”唐家堡村村干部介绍。
通过多学科、多种类、多维度相关技术的集成应用，云州区在基地内建设起一套监测系统，全面感知黄花菜的生长环境、发育趋势、气象预警、田间作业状态等信息，合理调整黄花菜生长小环境或依需调配农业资源，达到了生产管控优化、全程溯源、节本增效的目标。
“通过黄花智慧农业基地建设，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20%，节约灌溉用水10%，节省用工10%；黄花菜产量增加10%，亩均销售收入增加1134元，显著提升了黄花产业生产管理远程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云州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项目区每年可节水25万元、节肥约60万元。
一株忘忧草，万家喜眉梢。告别了传统种植方式的黄花菜，逐步迎来了标准化、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智慧化的种植方式。目前，大同市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26万亩，占全国的1/4，黄花产业总产值达到40多亿元，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小黄花变成大产业，背后是科技创新的支撑，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纵观全国，一个个土特产，通过技术变革、工具变革、业态变革、模式变革，正在从藏在深山无人知的“隐藏款”，变成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畅销款”。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传统乡村产业来说不是“另起炉灶”。新质生产力之“新”，既不是新在特定技术，也不是新在特定产业，而是新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有机结合，重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对于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说，新质生产力不仅在技术上“高大上”，还要与乡村产业“接地气”。
这两年，云南保山的小粒咖啡成功“出圈”。凭借“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品质，保山的小粒咖啡成为国内外咖啡爱好者心中的珍品。
对于国内很多地方来说，咖啡是“舶来品”。但在保山寻常百姓家散发了几十年浓郁醇厚的咖啡香气里，咖啡早已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特产”。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新寨村的万亩咖啡种植基地。
中国的咖啡圈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国咖啡看云南，精品咖啡看保山，保山咖啡看潞江坝。早在1952年，第一粒咖啡种子就在潞江坝发芽生长。可以说，一个潞江坝，就是半部中国咖啡史。
谈起潞江坝咖啡，绕不开隆阳区潞江镇新寨村。这个全国种植小粒咖啡面积最大的小村庄，在前两年差点没保住“中国咖啡第一村”的称号。受限于品种单一、传统粗糙的加工烘焙处理方式等因素，咖啡产业的附加值较低，长期被国际咖啡巨头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出现了咖农砍树的现象。
若非一番精耕耘，哪得咖啡扑鼻香。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云南构建起了从种子到杯子的科技链、创新链，让保山小粒咖啡重焕生机——
培良种：云南省农科院热经所收集保存了来自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咖啡种质资源200多份，历经21年7代终于自主选育出了“云咖1号”和“云咖2号”等多个咖啡新品种，杯品分数达到86分以上，完全可以和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品种“掰手腕”。
研良技：在栽培技术上，云南省农科院热经所研发的咖啡群落栽培技术、咖啡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低效咖啡园嫁接改良技术等先进技术，让当地咖啡单位面积产量达每亩139千克，为全球平均产量的2.38倍；在加工技术上，热经所研发的咖啡机械脱胶技术、咖啡机械干燥技术、咖啡酶促脱胶技术，让咖啡加工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云南省农科院加工所研发的“低温超萃”技术，实现1.5小时快速萃取，且咖啡风味还原度达90%。
育新人：农业农村部咖啡种质资源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咖啡质量基础与产业服务技术创新中心相继落户云南，云南农大热作学院开设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咖啡产业研究院在保山市挂牌成立，这些平台聚合国内外咖啡全产业链优秀人才，深度支撑和服务着保山小粒咖啡产业。
科技链、创新链，支撑起了保山小粒咖啡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
2023年，保山咖啡产业在云南全省实现了6个“第一”：咖啡精品率40%，居全省第一；咖啡精深加工率60%，居全省第一；保山有咖啡省级龙头企业11家，居全省第一；庄园建设第一，全市登记注册咖啡馆135个，有5个咖啡庄园被认定为“2022年云南省精品咖啡庄园”；知名产品第一，全市注册产品商标400余个，获得国家专利12项，焙炒咖啡抽检产品合格率100%；科技创新第一，“云咖1号”开创我国咖啡品种权转让费最高纪录，保山制定发布全国首个《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咖啡果皮》标准。
还是那粒咖啡豆，但已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2023年，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突破13万亩，产量达到2.26万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闻到了咖啡香，越来越多的咖农赚到了咖啡钱。
放眼全国，一个个传统特色产业，正在探索通过科技的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不断为产业振兴赋能添彩。
聚焦“点”与“面”
乡村产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决定了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从乡村产业的长度来看，每一个产业都面临从种到收、从育到出、从加工到销售，产业链条延伸长远，产业结构多元。从乡村产业的广度来看，每一个产业如今都包含农民等各类经营主体、科研机构、生产加工主体、物资保障主体、推广销售主体等多个要素，关联性强，聚集效应高。
因此，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既要注重产业链条中的环环相扣，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又要兼顾每个要素的唇齿相依，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保证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两天甘肃天水的麻辣烫出圈，定西的一颗“小土豆”功不可没。土豆片、土豆粉丸子、土豆粉条，占据了一碗天水麻辣烫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中国人餐桌上再寻常不过的食材，也是各地田间地头最寻常不过的作物。但在定西，这颗土豆变成了当地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豆子”。2023年，定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0多万亩，总产量470多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230多亿元。
从“救命薯”到“脱贫薯”再到“振兴薯”，时代不断赋予着定西马铃薯新的使命，科技创新不断挖掘着定西马铃薯新的潜力。
一颗马铃薯，如何“逆袭”成一个全产业链产值达230多亿元的大产业？定西市抓住马铃薯研、种、产、销等几个关键环节，聚焦农民增收、企业增利、产业增效等几个关键要素，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马铃薯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甘肃省定西市脱毒马铃薯薯苗雾培生产基地。
种薯，被称为马铃薯产业的“芯片”。定西马铃薯研究所，是马铃薯“芯片”的研究制造基地之一。自2019年被甘肃省科技厅授予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以来，定西市在该研究所累计投入研究经费近1000万元，建设全国领先的组培实验室和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雾培室、恒温库和新品种研发中心，对马铃薯产业标准化、马铃薯品种引进及育种、马铃薯种薯生产等多方位开展攻关研究，制定甘肃地方标准1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6项，完成了多个“卡脖子”攻关。
“芯片”的“参数”，直接决定着马铃薯的产量。比如定西市安定区剡家川村人世代种植马铃薯，“过去村民都是自留种，哪个个头大就留着做种子。”剡家川村村民张建兴介绍，但过几年病害多了起来，产量也就走了下坡路。“自从用了新种薯，产量高不说，还没有病虫害。”
这两年，定西市不断用科技提升“芯片”的参数，投入研发经费3000多万元，累计培育马铃薯种薯企业30多家，先后与国际马铃薯亚太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甘肃省农科院等国内外科研院校合作，建成马铃薯脱毒基础苗生产供应中心，应用推广椰糠栽培、雾培技术等多项马铃薯原种繁育新技术，从源头上提升了马铃薯品质。
还是那片土地，马铃薯亩产却在不断增加：1500斤，2000斤，3000斤，3700斤……科研人员培育的“安心种”“高产种”，让剡家川人从此不再“留恋”过去落后的择种方式。
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深加工产品。
高性能的“芯片”，也成了当地的大产业。现在定西脱毒种薯的订单不仅来自于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等国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新质生产力，不仅新在新技术，也新在新业态、新模式。这两年，定西马铃薯产业逐步告别传统的生产方式，重组生产要素，重塑发展理念，开始向由小到大、由短到长、由散到统的局面转变。
种马铃薯，自古以来是一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力气活。但是现在，这项“苦力活”从过去凭力气，到如今靠工具。
走进安定区陈家屲村，种植机、覆膜机、施肥机、分拣机等农机具随处可见。从种到收，这些“大家伙们”一条龙服务，让老庄稼把式们的锄头入了库，耕牛卸了犁，现在一个人开着一台“铁牛”干的活，能顶得上过去一村子人的劳动量。
定西丘陵山区面积大，过去丘陵山区农机化发展水平较低，主要因为研发成本高、市场容量小、经济性差，出现大企业不愿干、小企业无力做的情况。在定西市三牛农机制造有限公司里，排列的100余种农机产品都爬得了山、蹚得了沟。这家专门致力于丘陵山区农机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装备制造企业，让“苦力活”变成了“技术活”。
近年来，定西市通过“政策引领、科技支撑、主动带动、产研齐推、示范推广”的“五式”组合拳，针对当地丘陵山区等特殊地形条件，重点从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入手，建立了“科研院校＋生产企业＋推广机构＋合作社＋试验基地”的研发推广模式，逐步探索马铃薯播种、施肥、打药、收获等全过程机械化。
安定区鲁家沟镇太平村宣烨农机服务农民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以前一亩马铃薯人工挖至少要花一天时间，现在合作社的1100亩马铃薯只用一人一机。“效率高了不说，人工成本作为马铃薯产业最大的成本难题解决了。”
农机开进山沟沟，旱塬种出高产田。定西市还大力开展标准化基地建设，集中连片的马铃薯标准化种植基地，打破了过去乡镇、村社、户户之间的界限。截至2023年，定西市马铃薯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4 %以上，水肥一体化示范点亩均增产约2000斤。
定西马铃薯的销售也有一番大文章。如今，定西马铃薯的产量年年刷新纪录，但每年470多万吨的马铃薯怎么卖？定西市通过“解锁”马铃薯隐藏的“潜能”，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还要回到天水的那碗麻辣烫。不少人说，劲道的宽粉是麻辣烫的“灵魂伴侣”。在定西恒源公司定西宽粉的生产车间里，随着流水线机器的高速运转，马铃薯淀粉经过搅拌、成型、保鲜、灭菌、切粉等环节，就变成了天水麻辣烫里的宽粉。
这道定西当地的美食，香味飘向了全国。为了迎合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恒源公司推出了即食型土豆鲜粉，产品突破了定西宽粉鲜粉保鲜、马铃薯淀粉黏度大不易泡开等瓶颈，让定西宽粉像方便面一样，一泡即可食用。
作为定西宽粉行业协会会长单位、定西市首批入选甘肃省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公司，恒源公司联合甘肃省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共同成立研发中心，在国内土豆鲜粉行业率先建起十万吨级净化生产车间，推进定西宽粉产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工业化发展、品牌化营销。
“定西粉，宽天下”。定西宽粉一年突破30亿元的销售额，让这句“豪言壮语”丝毫没有夸大的成分。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思维，定西培育打造了马铃薯产业区域公用品牌“定西宽粉”，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值加速扩大。2023年，“定西宽粉”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培育生产经营主体120家，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规上企业突破10家。
从卖原料到卖美食，定西人不断探索着“无限可能”。面条、烤馍、饼干、薯条、薯片、面包……这两年，定西市通过农旅融合、加工提升、成果转化，统筹推进马铃薯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以主食化、工业化、鲜食化为方向，开发了6个系列300多种马铃薯主食产品，并积极引导各地发展马铃薯加工体验、薯地观光等新业态，拓展线上线下消费模式，全产业链提升马铃薯效益。
从实验室里的种薯到市场里的产品，定西马铃薯的“一生”，经历了科技的培育，在标准化种植基地里，享受着新农人用现代农机具的“侍弄”，最后在一个个现代化工厂里，最终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从单一到全面的价值升华。
从农民富了到企业大了再到产业强了，每一颗定西马铃薯都在回馈着产业集群里的每个要素，携手走向更为宽广的“薯”光大道。
统筹“内”与“外”
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各地争相栽下梧桐树，引得新质生产力这只凤凰来。但要想栽活这棵“梧桐树”，一要选好外来“树种”，二要厚培内部“沃土”。
选好“树种”，必须要因地制宜，避免出现水土不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厚培“沃土”，必须要自我革新，避免难以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颠覆性、原创性的新科技，还需要新农人、新业态、新体系、新理念。对于各地政府来说，科技创新绝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不能大包大揽，想着“眉毛胡子一把抓”，需要借助科技创新主体的外力；也不能放任自流，期望“车到山前必有路”，需要深化改革形成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人才队伍等内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石。而对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来说，“新质人才”尤为关键。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3月17日，在海南三亚，超过2000位国内外嘉宾和种业企业代表共赴一场“中国种业振兴”的盛会——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里，259家参展单位的2322个新品种农作物集中亮相。这些新品种农作物的茁壮成长，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培育，也离不开崖州当地“新农人”的呵护。
北纬18度的光和热，让三亚崖州区等地一带成为我国农业育种的天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研工作者如“候鸟”一般，每年冬春季来到这里，进行农作物的加代、繁育、制种，这被称作南繁。
这两年，在三亚打造的种业CRO（种业合同研发外包服务）模式里，“候鸟们”飞得不再频繁。当地将种业技术链各环节进行专业化行业细分，注重技术、数字、知识产权的应用赋能，以委托合同的形式开展专业、高通量、数字化外包服务。
对于崖州区来说，着力打造一支能承接南繁种业CRO业务人才队伍是该模式成功的关键。面对人才基础薄弱的窘境，崖州既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又精准培育一批急需紧缺的现代农民队伍，全力破解面临的结构性人才难题。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南繁领域高层次人才。近年来，科技城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探索打造科教融汇创新特区，设立“珠崖毓才院”人才培养项目，以“揭榜挂帅”鼓励形成高效成果转移转化机制，累计引进南繁领域各类高层次人才近千人，为种业科技创新储备高水平人才资源。
在崖州区的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的一片片试验田里，一名名新农人在田间精心管理着科技培育出来的结晶。为满足科研单位及相关企业用工需求，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崖州区通过利用坝头南繁科技小院、新型南繁职业农民实训基地等平台，整合南京农大、中国农大等师资培训资源，实施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全力培育一支能承接南繁种业CRO业务的高素质农民队伍，让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人”，不断助力南繁成果的转化。
当地培育的多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多个育种单位再无后顾之忧。现在，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南繁硅谷全链条雏形在崖州初显，越来越多的中国良种，从这里出发。
对于基础差、底子弱的脱贫地区来说，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既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也不能无动于衷、静观其变。各地需要抓住机遇、尽早谋划，破除弊端、突破藩篱，提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好基础。
前些年，陕北一些农村长期形成的块块田、绺绺田、裤带田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成为农村资源资产沉睡、乡村产业散弱小的重要原因。只有改革调整生产关系、破解农地矛盾，才能为发展现代化、规模化乡村产业提供可能。
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张雷沟村数百亩标准化、数字化的小米种植基地里，消费者通过手机端实时查看基地各项环境监测数据和种植日志；在榆阳区大纪汗村大地种业4000多亩的高效旱作节水种植基地上空，无人机正在“喷云吐雾”；在榆阳区常乐堡村全国最大的单体湖羊养殖基地里，“新羊倌”利用AI技术为湖羊做“红娘”……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大地种业玉米种植基地。
“慧”种植、“云”养殖，这两年榆阳人也开始玩起了“数字农业”。但在过去，家家户户的绺绺田只容得下农民的锄头，单打独斗的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年轻人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土地撂荒，越来越多的村庄空心化、老龄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最艰难、最复杂、最敏感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不仅管长远，也是一项管根本、管全局的重大制度改革。不根除内在“顽疾”，科技、资本、人才就无法在广大乡村落地生根。
为此，榆阳区委、区政府下定决心，运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三条路径”：在东南部山区重点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在北部草滩地区重点推行“资源性资产股份合作制”，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在城中（城郊）村、经济发达村推行“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解决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和转型发展问题。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如今，榆阳区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产权关系，让全区20多万亩濒临撂荒的土地焕发生机，50万亩良田实现规模流转，2.7万余户村民变成了股民。
改革，打通了榆阳区乡村产业发展的“任督二脉”，为科技下乡、资本下乡、金融下乡、人才下乡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现在，榆阳区参照科技化、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品牌化的发展路子，创出了“三农”领域11个“国字号”示范样板，10万亩优质果树、10万亩大漠蔬菜、30万亩优质饲草、200万只榆阳湖羊、20万头优质肉牛，以及一大批特色产业，正在加速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扬帆远航，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善于乘风破浪的远航家们，总会辩证地看待问题。只有不断增强机遇意识和挑战意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才能让产业向“新”，振兴提“质”。
来 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4年第08期